早在1933年，毛泽东同志在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》一文中指出：“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，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。”“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，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。”[1]“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，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。”[2]毛泽东同志也是一辈子都在和“党八股”的坏文风作斗争的。1960年3月，毛泽东同志在《反对官僚主义，克服“五多五少”》一文中指出：基层仍然存在“五多五少”的问题：“会议多，联系群众少；文件、表报多，经验总结少；人们蹲在机关多，认真调查研究少；事务多，学习少；一般号召多，细致地组织工作少。”[3]对此毛泽东专门起草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》，表示“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，至少谈一次”。五六十年代，毛泽东同志针对某些领导机关“关在房子里写指示”“摆官僚架子”“调查研究做得少”告诫全党，“现在我们的党政机关中间，存在着一部分很不健康的现象，这就是严重的官僚主义……他们脱离群众，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，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，写指示。决议案、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，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，能不能执行，不去管。就是坐在房子里头，不下去检查，只是注意所谓布置工作，却没有注意检查工作。”[4]“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……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，报表我是不看的，实在没有味道。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，今天通知明天就要，这只能是假报告。我们要接受教训。报表有一点也可以，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，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，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，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。”[5]

上面千条线，基层一根针；上面一张嘴，下面跑断腿；上面一“令箭”，基层忙半年；“上面千把刀，下面一颗头”[6]。长期以来，会议多、文件多、手机微信群组多、材料多、加班多、检查评比考核多、PPT（演示文稿）多、上层活动多等现象仍然存在，这些加重了基层负担。微信群等工具，本质上是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，个别微信工作群却成了一些干部向领导献媚、表忠心的秀场。领导说话之后，紧跟一片点赞之声，谁的官大谁的点赞多，众人纷纷跟风献上奉承话，甚至各种阿谀奉承盛行，微信工作群变成了表扬群，还有的热衷于在群里发领导调研的照片、消息等，但深度研究思考问题和对主责主业真正有用的建议却少之又少。线上的这些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现象，归根到底是线下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反映。这些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现象，既未吃透上情也不符合下情，牵扯领导干部精力，甚至大事小事都往主要领导身上推，干扰基层正常工作，浪费不少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还有的“公仆”讨巧唯上，不怕员工和群众不满意，就怕领导不注意，出名挂号的事抢着做，把开展活动视为做强做优主责主业的唯一手段，本来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，逐级发“令箭”，层层提要求，行行搞活动，样样有评比，事事有考核。到了下面又不断加码，弄得基层应接不暇，疲于奔命，难以招架，无所适从，整天忙于各种表、本、账、薄的登记之中，写不完的汇报材料、写不完的情况材料、统计不完的报表、永远在路上的资料。上头搞形式主义，下面就会弄虚作假；上头是官僚主义，下面就会照搬照套。一把手、二把手搞形式主义，下面就会弄虚作假，报喜藏忧；一把手、二把手是官僚主义，下面就会照搬照抄，作应景文章。一把手、二把手有官僚主义的要求，下面就会有形式主义的应对。形式主义泛滥，背后一定有官僚主义影子。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，形式主义就泛滥；形式主义盛行的地方，官僚主义就严重。形式主义往往借助于官僚主义得以滋生和蔓延，形式主义的欺骗手段最容易在官僚主义那里捞到好处，虽然臭名昭著，却能频频听到“表扬、点赞和夸奖”，官僚主义为了掩饰自己的政绩最怕形式主义被揭穿，官僚主义反过来又保护、默认甚至倡导形式主义。“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”[7]。

前不久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审议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，释放出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强烈信号。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，比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难分辨定性，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，表态多调门高、行动少落实差，胡乱决策拍板，有些“看似新现象，实则老问题”。“令箭”贵精不在多，活动贵简不宜繁。基层工作是做强做优主责主业的基础，是抓落实的最末端，承受能力有限。如果不讲实际效果，不坚持“实事求是”[8]，各吹各的调，各强调各的工作重要，势必造成“令箭”泛滥，基层难以应付。久而久之，“令箭”太多反而引不起基层重视。会议该开不该开、文件该发不该发要有明文规定和负面清单做遵循。

根除“令箭”多之顽症，领导干部要做表率。当务之急是减少“令箭”，多些“干货”，挤干“令箭”中各种各样的水分，先看看哪些“令箭”是基层最急需的，哪些是可以缓发的，哪些根本用不着。该发则发，不该发则坚决卡住；即使已经发出的，也可以重新检查一番，该撤回的坚决撤回。统筹安排各项工作，防止令出多门，相互撞车，交叉重叠，给基层造成不必要忙乱；树立法规意识、制度意识，不提脱离基层实际的口号，不定不符合基层实际的高指标，不搞不符合基层实际的活动，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；牢固树立服务意识，开展工作以基层反映为“第一信号”，基层不欢迎的事坚决不干，劳民伤财的项目坚决不上。

“能利用现有数据材料的就不要基层反复提供，不要为了图自己方便，同样的材料反复要、次次要、年年要，不要每个部门都去要同样的材料，不要什么人都去要材料。这方面要有个章法，把基层从提供材料的忙乱中解放出来。”[9]为基层减负减的是额外负担，而不是正常工作；减的是繁文缛节，而不是铁纪军规；减的是干扰羁绊，而不是职责使命担当。基层“减负”，干部“减会”，手机“减群”，考核“减项”，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应该露头就打、重拳出击，大幅压减会议文电，简化迎检备考，纠治无关的繁文缛节，减少过多过滥、多头统计、名目多、种类繁杂的报表，对能通过信息化平台获取的数据，一律通过平台获取达到数据共享。减负，应紧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老问题和改头换面后的新表现，见到就批、露头就打、反复敲打、标本兼治，以问题清单、责任清单、任务清单为抓手，发扬“钉钉子”精神，坚持破病灶与立规矩结合，“清淤”与“防污”并重，从根子上铲除滋生问题的土壤，通过减负增效为基层赋能，让干部从繁文缛节、无效的登记统计报表、迎来送往中解脱出来，有更多时间下沉到一线、下沉到群众身边，有更多精力把中国联通新战略落到实处。

注释

[1] 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1，第124页。

 [2] 毛泽东《反对官僚主义、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》（《毛泽东文集》第六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9，第 254页）。

 [3] 毛泽东：《反对官僚主义，克服“五多五少”》（《毛泽东文集》第八卷，人民出版社， 1999，第 167页）。

 [4] 毛泽东《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》（《毛泽东文集》第六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9，第 265页）。

 [5] 毛泽东《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》（《毛泽东文集》第八卷，人民出版社， 1999，第 252—254页）。

 [6] 习近平：《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》（2018年11月26日，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三卷，外文出版社，2017，第501页）。

 [7] 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3，第381页。

 [8] 毛泽东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：实事”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，“是”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，即规律性，“求”就是我们去研究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1，第801页）。

 [9] 习近平：《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》（2018年11月26日，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三卷，外文出版社，2017，第501页）。

（作者：张挺博 系中国联通政企客户事业群高级政工师；来源：昆仑策网【原创】）